丽园路与局门路交汇处，当今显得平常无奇，只是一条充满都市气息的小街，然而几十年前，这里却是上海著名的殡葬街之一。昔日道路两侧，满是停放棺木的丙舍，像局门路与丽园路交口的爱童幼儿园，解放前则是绍兴人的永锡堂，曾作为殡舍而存在。更往远处看，丽园路周围早期有众多寺庙、会馆与丧舍，其中浙绍公所永锡堂占地逾70亩，可安放上万具棺柩。今天走过这片土地，或许觉得它再普通不过，但五十年前，这里可能曾是棺材的堆栈。海会寺的故事更为扑朔迷离。

这块区域最初被称为法云里。1930年，法藏讲寺的兴慈法师购下了三亩多的土地，兴建几间平房自住。兴慈法师颇具传奇色彩，1881年出生于一个信佛家庭，七岁便住进庵里，十四岁出家。1924年，他在吉安路建立了法藏讲寺，是天台宗的高僧。1937年淞沪抗战期间，他的徒弟慧开法师担任掩埋队长，埋葬了一万多名抗战烈士及其他遇难者的遗骸。1942年，兴慈法师将这块土地转交给徒弟慧开管理。慧开对这块地进行了重新设计，构建了大雄宝殿，并于1945年正式更名为海会禅寺，成为法藏讲寺的下院。到1947年，这里已建立起超过六十间房屋，占地5.9亩，建筑面积达到4411平方米，最辉煌时，寺内僧众多达百人。

然而，寺庙的香火兴旺并没持续太久。到了解放前夕，经营逐渐困难。为了解决生计，慧开法师在1949年前后作出了一个难以评价的决定——将原先的火化场改为民用火葬场，并于1950年正式营业，甚至在报纸上做过广告。此火葬场还特别采用柴火焚烧，颇具特色。第二年，他在空余房屋中开设了印刷厂。虽然当时的做法在今天看来略显荒谬，但对于那个年代而言，却是为生存而不得不做出的选择。

可惜，火葬场的经营仅维持了三年，到了1953年，负债已逾两千万元旧人民币，经营岌岌可危。后由市佛教协会接管，转交民政局管理。1956年，它并入了当时上海最大三家殡仪馆之一的斜桥殡仪馆。1965年末，殡葬业务最终停产，历时二十年的火葬场历史到此结束。

此后，这片土地经历了多次转手，先是卢湾区人防办公室，随后成为上海仪表元件厂的仓库，之后又变为针织十四厂的印花车间，最终演变为民居，如今这里住着七十二户人家。

如今，你若到海会寺旧址走一趟，入口在丽园路上并不显眼，若非墙上挂着的黄浦区文物保护点牌子，或许难以察觉到其存在。山门依然屹立，但屋檐下满是杂物，仅留一条窄道供人通行。走进去是杂乱的天井，尽头是当年的大雄宝殿，如今已分隔成上下两层，居住着不少家庭。然而，从建筑的结构还能依稀看到过去的风采，有歇山顶、三开间的布局，檐角装饰斗拱。尽管造型简陋，脊梁两端的鸱吻已褪色，但檐口的卍字浮雕依然清晰，显现出这曾是佛教场所的痕迹。

更有趣的细节是，在上世纪四十年代，上海同时存在两座海会寺。另一座位于三林镇，历史悠久，甚至追溯至三国时期，元代重修，清代再建，1958年拆除后只剩下重达一千五百多斤的铜钟，现存上海市历史博物馆。相比之下，丽园路的这座寺庙仍然存留，尽管已失去原貌，然而仍挂着文保点标志。

当你站在海会寺斑驳的山门内望向外面，车水马龙的现代闹市尽显其中。大雄宝殿被高楼包围，东侧屋顶的鸱吻与新式居民楼错落在同一画面，仿佛两种截然不同的时代交汇在此。一个寺庙，从最初的佛教场所，到改为火葬场生存，再到如今的民居，短短不到百年间经历了三种不同的存在方式。每一次的身份转变，皆不是自愿之事：香火渐灭便变火葬场，火葬场亏损后交于公，最终沦为仓库、车间与住宅，现实缓缓侵蚀化为记忆，剩下的只是门口那块文保点牌子，见证昔日的辉煌。